编者按：2019年1月12日，在我校2018年北京校友会年会上，学校校友总会授予陈耀先“吉林财经大学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北京校友会授予陈耀先“吉林财经大学北京校友会终身名誉会长”荣誉称号。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孙杰光，我校北京校友会会长陈宁共同为陈耀先颁发了荣誉证书。
这是学校对杰出校友陈耀先多年来孜孜以求为我国金融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对母校长期以来的发展倾注热心献计献策的高度赞誉。今天，我们刊发杰出校友陈耀先的文章，展示他在中国金融事业发展进程中不平凡的经历和长期以来深厚的母校情怀。
机遇，或是命运
自幼生长在东北乡下的陈耀先，是村里极少数在县城读中学的孩子之一。那时候的他，虽然成绩优异，但在十五岁那年却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乡推广农业技术。那时他父亲在乡下开了个小杂货铺子，他的理想就是等到杂货铺归并到村里的供销社之后，做一个普通的售货员，像其他供销社的人一样，过着虽说不富足但是安稳牢靠的生活。
然而，这个理想只持续到1956年就被意外地打断了。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陈耀先在一张报纸上，无意间看到了一份招生简章，多所中专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当时，由于早已离开学校，又怀着进供销社的期待，他只是随便看看就放在一边，但是到了下午，突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跃入脑海：应该去试一试！
由于交通不便，送到村里的报纸大多已是20几天前的旧报，而招生的截止日期，就在第二天下午。开往吉林市的公路客车早已过点，要想在第二天赶到，只有连夜赶上90里山路，到镇上去坐火车。当时的陈耀先想都没想，便拿上初中毕业证书和5块钱，叫上村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上路了。中途两个同学觉得山高路远，考上的希望又微乎其微，打起了退堂鼓，返回家去，但是陈耀先却凭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拧劲，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夜走山路，周围没有一丝人烟，只有虫鸣蛙叫，夹杂着远处传来的狼嚎，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怎么可能不害怕？现在坐在宽敞办公室里的陈先生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说：“五十年代，山沟里经常有狼出没，当时我就是在跑，不敢停下来。而后面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这样跑到镇上已经深夜11点。陈耀先住进大车店里，第二天清晨就起身等着开往吉林市的火车。可是客车发车时间太晚，肯定赶不上报名。幸好火车站站长热情善良，让他搭上一列货车，才在中午赶到报名处，在报名结束前拿到了一张报名表。他在“报考志愿”一栏里一连填了三所中专，在当时，这可能是一个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直到填写第四志愿时，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他才写上了“长春银行学校”。之后到亲戚家借几本书复习了半个月便参加了考试，考完也并未把成绩好坏放在心上，轻松地坐车回了家。陈耀先并没有寄希望于考上哪所理想的学校，直到一个月后，他收到一个印着铅字的信封——长春银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突然改变的现实完全出乎陈耀先的意料。他当时还未意识到，在今后漫长的金融生涯中，这跨出的第一步，对他来说蕴涵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中专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陈耀先继续留在刚刚成立的吉林财贸学院学习财政金融。三年后毕业时他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去到财政、银行等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吉林省财贸干校银行政策研究室做了一名教师。一年之后（1962年），在机关干部下基层的号召下，又被调至人民银行长春市人民广场办事处，从一名普通职员开始，进入了银行系统。对于这些身不由己的安排，他也产生过一些不平衡的心理，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信贷、结算、货币管理，这些基层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八年。
此后的十几年中，大量的写作和思考，使陈耀先的文笔、提炼问题和归纳问题的能力得到充分的磨练，逐渐在平凡的岗位上崭露出锋芒。虽然由于这样那样原因，他的才华并没有为他带来多少荣誉和地位，然而在陈耀先眼里，重要的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位”，而是“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
1983年，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离。分，不仅是分机构，分资产，更是分人才，凭着出色的业绩，陈耀先被人民银行争取到省行调研处任处长。在这里，他更加游刃有余地发挥着他的研究分析能力，思考不止，笔耕不辍，写下一篇又一篇富于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论文，并成为《中国金融》的特约调研员。但他淡泊的心态并未因此而改变，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有一份需要他的工作时，他一如既往，没有提任何条件，带着全家人来到北京。他所从事的事业，从此跃上一个新的高峰。
谈及在银行基层工作那些岁月，陈耀先很有些感慨，正是因为这长期的基层工作的磨砺，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正是因为一步步从下面走上来，才对问题看得更透彻，后来的路，才一步步走得更扎实。尽管其间也几曾受到过压抑，可是在陈耀先面前，压抑没有变成怨言，反而成了他日后取得更大成功所依据的精神财富。
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到今天的著名银行家，陈耀先说，这条漫漫长路上充满了机遇和巧合。的确，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张报纸，没有连夜爬山越岭的坚强意志，没有那位好心的车站站长的善意……缺少了哪一个环节，都不会有我们坐到一起的今天。作为采访者，我们以为，面对十几岁时连夜翻山去报名的艰险，他本有足够的理由选择放弃，贯穿在这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中的，是一种在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其外在表现就是他的执著，他的勤奋以及常人所难以具有的那种抗争不屈的性格。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可以算是命运吧。”当陈耀先微笑着说出“命运”一词时，使人产生联想的，恐怕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不朽箴言。
荣耀，源于付出
1987年—1994年，陈耀先担任中央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司长。
当时的央行刚刚独立，面临着许多问题，真正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还不强。那时我国基本仍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央行还有权分资金、批指标，相对于其他部门的热闹场面，调统司可算是门前冷落了，所做的只是收集、整理、计算各种数据。而陈耀先就职之后，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把冷板凳坐热”，带领自己的职工重新认识调统司，重新定义调统司，“自己重视自己”。要有位，必须要有所为。经过对这个部门全面、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调统司并非没有优势，他们的优势正在于所掌握的大量数据。
数据如果只印成报表，那么它永远不会产生数字以外的意义，但是如果用科学分析把它编织起来，它所代表的价值则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计。陈耀先所做的工作，就是弥补数字背后所缺乏的分析过程。他把部门工作目标确立为：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支持系统，把调查和统计结合到一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吸收了大量人才，每个月将所有数据综合之后，做出精确的分析上报，同时增设物价处、资金流量处等必要部门，并在物价部门中首次加入批发物价指数的统计，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为央行提供了大量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极具价值的资料。
巨大的工作量自然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一点上，陈耀先没有一味依靠组织。他带领员工在部门内部，从制度上确立了新的激励机制，重视人才，关心群众。人才、信息、制度三者的紧密结合，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给调统司的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就。调统司不再是从前那个只提供现金收支表和信贷收支表的默默无闻的单位，而成为了央行一个重要职能部门。1993年国家宏观调控之后，调统司提供的大量分析报告越发凸显出其重要性。1994年，陈耀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陈耀先以他会心的微笑告诉我们，在央行调统司工作的几年，是他个人感觉工作最满意的一段时间。
天道酬勤，1996年初，陈耀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副行长。
成功，伴有遗憾
1997年6月，国务院一纸调令，将陈耀先调往证监会，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这一切对陈耀先来说，来得未免有些突然。长期在银行系统里摸爬滚打的他，对银行业上上下下早已洞悉于心，突然离开自己经营多年、干得得心应手的行业，在57岁的年纪上转而跨入另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证券业，确实让他有些勉为其难。更何况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很不规范，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有一大堆，陈耀先此次就职，颇有点临危受命的意思。然而就像从前的很多次变迁，陈耀先还是怀着“要做就把事情做好”的决心和信念走马上任了。
由于自认对证券市场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了解，陈耀先并不急于有所行动，而是充分依靠熟悉市场的同志管理市场。由于本届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层任命中，曾在人行担任常务副行长的周正庆任主席，陈耀先任常务副主席和党组书记，香港就有媒体评论说：“人民银行接管了证监会”。有一些人担心，这些高层领导会从人民银行抽调一批干部到证监会。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人民银行的干部希望加人，但是陈耀先并没有接收他们。对此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清楚地认识到，证监会必须由真正懂得证券市场的人来掌握，管理才能科学、明确、有效，中国的证券市场才能逐步走向完善和健康。
中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众所周知，投资者的行为欠缺理性，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行为也不规范，监管力量相对较弱。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必须认真落实“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另一方面，他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胆略，也需要艺术，要从保证市场的长远发展出发。
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证监会一方面努力依靠发展证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同时又做到了在发展中规范。如规范原有计划分配指标的不正常现象，砍掉非生产性部委的上市指标；妥善清理不规范的风险集中的证券交易中心，联合当地政府，积极为这些场外企业找出路，或重组上市、持股分红，或联合上市，逐渐达到了均衡清理的预期目标；对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完善，没有挪用保证金或即使挪用也作出还款计划的，非证券类资产经过清理的证券公司进行重新登记，实现证券市场的化浊扬清，开始形成比较有序的局面；对老基金进行规范，发行新基金；对于另一个风险的聚集地——期货市场，实施了精简合并等一系列的“手术”，小麦、铜、铝等期货市场的部分套期保值功能得以体现。
陈耀先认为他在此任上干得最漂亮的事情就是转配股的上市。转配股的上市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历史后遗症。当时开通的主席热线中，60%的投资者反映的都是转配股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安定因素。陈耀先与其他领导商议之后，认为这并非是个难以打开的死结。转配股的企业只涉及19家，所涉及到的股份只占整个市场的1.3%，影响力并不大。为了减少震荡，提高透明度，证监会决定24个月内实现转配股的流通，并公布每家的上市期限。1999年3月初，证监会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报告，说一些持有转配股的投资者将在3月15日围攻上海证券交易所。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陈耀先建议证监会立即把原来的预案提前至3月13日公开披露，从而将一场风波消弭于未发之际。
从1997年上任起，国有股减持问题这个阴影，始终萦绕在陈耀先的心里。对这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障碍，1999年中国证监会高层终于达成共识，即国有股一股独大又不能流通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不规范现象产生的根源。但是，当真要实施减持，远没有那么简单，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与中国经济的整体改革一样，这个问题也必须釆取渐进的方式来解决。经过反复推敲，证监会最后出台的方案是：从国有股比重较大的上市公司开始，把国有股的一部分按照一定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使之变为可流通股。1999年底这一方案在嘉陵摩托与黔轮胎两只股票上试行，然而结果却不很理想。陈耀先经思考后发现，部分减持的方法没有疑义，原因就在于定价。当时定的是前三年平均盈利能力为基础的10倍市盈率。还是没有被市场所接受，“如果能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那么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陈耀先对此非常自信。然而，第二年这种方式就停了下来。后来这个原本是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变成一个国有股减持的大讨论，几年过去了，国有股没减多少，本来就不很强的市场信心却受到了打击。
“国有股减持与股市全流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着眼于国家与投资者双方利益的均衡。国有股减持的主体是国家，交易在市场，中国证监会负责的仅仅是交易或者说办理手续，不应当承担国有股减持的责任。证监会主导的应是解决全流通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的支持。国有股减持这样的敏感问题只能是只做别说，而且也不能简单地与社会保障连在一起。减持的收入上缴财政，至于是否用于社会保障基金则是财政预算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一味强调国家利益，那么结果就是国有股没有减下来，市场却凉了下来。”说到这里，陈耀先的情绪稍微有一点激动，从他加重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焦虑。
1998年科技部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业投资机制，这就需要解决创业投资的出路问题。陈耀先为此出访了一些国家，并对世界各国的二板市场进行考察，发现独立设立二板市场的成功案例不多，但在主板中开设附属板块的倒不乏有成功之例。因此他主张在证券交易所开设独立的高科技板块，一旦创业板开设成功，不仅能够直接为创业投资提供一条最有效的退出渠道，更可能形成一个运用资本市场激活创投企业的机制。这样一来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要先修改《公司法》，如在企业注册时间、资本金、盈利能力等方面放松一些。这个开创性的工作，开始时进展还比较顺利，然而后来由于某些外在的原因，这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去。对此，陈耀先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从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一直主张中国要有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未来资本市场则是金融的核心。我国的资本市场虽有十多年的历史，但目前仍然结构单一，流动性差，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市场资源基本上被国有大企业所垄断，没有给中小企业融资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加快资本市场的功能建设，改革主板市场，放开创业市场，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大势所趋。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投融资主体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难的问题。
他还建议尽快完善资本市场的结构功能，发展债市，开办金融期货，在深圳开创业板市场，发展小额资本市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谋士，更为“谋事”
2000年6月2日，刚好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三年，陈耀先带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深情眷恋，带着心底的一丝遗憾，来到了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室担任副主任，为国家主要领导人提供在重大经济事务方面的决策咨询。当时他负责的专题主要有银行业的风险问题，农村金融改革问题。他所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许多建议成了后来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2003年3月，在两会结束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继续延续着在金融领域的生涯。虽然离国家决策层稍远一些，但喜欢思考的他，关注的依然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在政协经济委员会里，他继续致力于中国的农村金融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研究，同时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他认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于金融体制不完善。要使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找到相应的市场，正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能买到合适的东西”一样，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应找到相应的融资渠道。
陈耀先还担任着诸多学术职务，业余时间讲课、带学生，生活非常充实。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进了谋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的“大事”之中。
人生，来自思考
在陈耀先的语言里，有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那就是“思考”。
从早期在银行基层的工作经历，到后来纵横捭阖统筹金融大局，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深度的思考，仿佛就是他整个事业的经脉，一切由此而融会贯通，自成大家风范。
当记者问及陈耀先生活中的爱好时，他的回答，还是那个“思考”。对于他来说，“思考问题”，已经不仅仅限于工作的范畴之内。他的思考，既带有雷厉风行的迅捷，又包含着深思熟虑的稳健，在常年累月的紧张生活中，已然成了思考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回顾四十余年的风雨兼程，陈先生不免感慨岁月如梭，但是他又以东北人特有的豪爽说：“人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是要一个好心情！”这份好心情里，包含着多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任劳任怨的热爱，恐怕是难以衡量的。“穷也好、富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干工作，要拿得起，放得下；对生活，也要拿得起，放得下”。这大概就是他“好心情”的源泉吧。
除了思考，陈耀先还有诸如读书、游泳、散步等爱好。他自己笑称：“我的生活还是很全面、很丰富的。”
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陈耀先，另一大人生乐趣，就是择天下英才而教之。陈先生挑选弟子，一向以严苛著称。“我喜欢从农村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能吃苦，知上进。”仿佛想起自己当年走在深山夜路上的情景，他满怀感情地说，“农村孩子走出来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有个好前途。”
在采访中，他多次强调：“人，一定要有责任感，要有目标。”只有在责任感的支持下，才能够踏实地做好每一份工作。而在工作中则要有紧迫感，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想的应是积极地去解决，而不是坐等问题自己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而关于“得”与“失”，陈耀先认为不能去过分计较。他将得与失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定义，什么是“得”？不是得到多少钱，不是得到多高的地位，而是你自己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业。有时候，或许付出与回报是不对称的，但只要你做了，自会有自己的收获，即使社会不承认，但也凝聚着你将来的成功。联想陈耀先自己的经历，多少次放下职位拿起工作，可是最终这一切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便可知此言非虚，它既是陈耀先对人生的认识，更是他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
到目前，他所带的研究生有26位，其中，博士生7位。他用自己的半生实践和珍贵的品格，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我相信，学生们是有出息的！”在他身旁，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或许，这正是他漫长人生的一个缩影。
（《银行家》杂志2003年第10期）
